近代以来，中国积弱，国门洞开之后，面向全世界寻找老师，便势在必行。我们先后学过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等国。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小岛国，既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百年之前，也曾是中国的老师，以洋务派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中流砥柱，就坚定地主张学习日本。
张之洞认定，日本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并没有动摇其天皇专制基础
日本是东方国家，有东方式的专制传统，但这并不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日本在走向近代化道路的途中，打败了其长达两千多年的老师——中国，这便是中日1894年的“甲午战争”。此役中国大败，举国震惊，使士大夫重新审视日本这个东瀛岛国，并大抵形成共识：日本的西化强国之路，值得国人深思与学习。手操重柄的地方封疆大吏张之洞也莫能例外。
光绪廿四年(1898年)正月，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派幕僚姚锡光等人到日本考察各种类型的现代学校，购买新式教学用具。姚氏在东京两个月，对日本普通学校和军事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对张之洞作了详细汇报。
为什么张之洞选择日本作为创立新式学校的借鉴国?因为张之洞认为，去日本留学胜于到西方去：一是中日相邻，可省路费，可派遣更多的留学生，也便于国家对留学生的掌控;二是日语多使用中文，易通晓;三是西方的书籍都很繁杂，而日本人已经删节酌改，中日文风相近，易效仿，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此三点是能够摆在台面上的话，真正的用意是，选择日本，可以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弱因办“洋务”而引发的思想革命。
显而易见，张之洞认定，日本自上而下的维新改革并没有动摇其天皇专制基础，反而加强了这种专制。这是张之洞所希望的，因为在张看来，西方的民主自由，便是洪水猛兽，与“中学”之根基——儒家的尊君重道思想相去甚远，会动摇儒家的立国根基。
在张之洞看来，西学分为“西政”与“西艺”。西政是指西方的政治制度，西艺乃指西方的科技文化。而日本的政治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或曰中国意义上的专制体制，反而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存在某种类似，此亦是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民间基础。换言之，表面上，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而实质上，早在维新运动之前，就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动力和社会、经济基础。
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家和全民族与皇族达成了某种良性妥协，即授予天皇专制更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权，使其达到一种近乎宗教的崇高地位;而在实际行政过程中，天皇专制的程度，或曰专制的弊端，被降到了最低状况。当“民意”与“专制”发生矛盾之时，日本政治家巧妙地采用了某种游移、灵活、机动和变通的方式，尽最大力量利用天皇的凝聚力来调动国民的拼搏精神和牺牲精神，也尽最大可能地做到了“国家强盛”与“天皇思想专制”之间的某种平衡和并行不悖。
这是近代日本“天皇专制”之“福”，却根本不是张之洞所能了解到的，更不是张之洞所理解的“专制”。更进一步说，毕竟日本是东方国家，是受中国文化两千年影响的国家，也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如果日本的天皇专制还依然是东方式的专制，或者说还残留着大量东方式专制的细胞，那么，它的专制也是所有东方国家中较为特殊的，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东方专制或中国式的专制。
遗憾的是，以上这种日本式“专制”延续发展的路径，不独张之洞无法洞察，即便张之洞派往日本考察的幕僚姚锡光等人，也无法窥其一二。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维新人士心中，更鲜有人对此有过对比思考。
伊藤博文的橄榄枝
当年，幕府时代的日本人对高度皇权专制下的中国，充满无限的向往和崇拜。建立一个天皇绝对专制的统一国家，是幕府分裂时代日本人的梦想。的确，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使中国长期在经济富裕程度、国家影响力、文化艺术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更是当年分裂时代的日本人所熟知和钦羡的。明代嘉靖年间，侵入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其实根本不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中国的侵犯，而只是它其中的一些诸侯国，因当地经济落后而觊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财富才发动的海盗式的抢劫行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一统的中国有其优势的一面。
可是，在这个优势的背后，却是相当致命同时也很隐蔽的劣势，即大一统的另一面就是政治制度的僵化、固步自封的国民自大情绪和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正所谓船大不好调头，小船反而在航行中能够根据气候和风向，游刃有余地调整前进的方向。日本在明治维新前长期的国家分裂，反倒使得皇帝专制的弊端大为降低，至少比同时期的中国要小得多。而这些，当年的日本人当然也看不到，只知道一味地仰视一海之隔的老大哥中国。
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人认为是祸、必须摈弃的东西，反而在几百年之后的近代，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福气。日本所渴望的中国式的大一统，它没有学到和实现，这反而是日本之福。而中国人认为是福、必须加以发扬和继承的东西，反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祸水。这些当然也是张之洞不可能觉察到的。
张之洞对日本的“误读”，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误读”，或者换言之，对中国的“误读”，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日本的“误读”，正好从晚晴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认知层面，回答了黄仁宇等学者提出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社会为何就走不出中世纪的怪圈。虽然这种回答只是以张之洞个人作为一个侧面来予以照应，但亦颇具代表性。连“睁眼看世界”的晚晴改革派旗手张之洞都有如此大的局限性，又何怪千年以来就因循守旧、坐井观天的大中华帝国的绝大多数“臣民”。
张之洞与日本人的正面接触要首推其与伊藤博文的会面。众所周知，伊藤博文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更是甲午战争中日方的首相与主要决策者，《马关条约》也是由他和李鸿章共同签订的。
1898年中国的大事件，除了戊戌变法之外，便是伊藤博文的访华。伊藤博文访华是与戊戌变法以及政变在时间上交织在一起的。他刚到北京时，正是维新派与保守派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当他到武汉与张之洞会晤时，戊戌政变已经发生。
当时，地方官员认为伊藤博文在暗中支持光绪帝的戊戌变法，惟恐受其牵连，而只是礼节性地接待了一下伊藤博文。但当其一行抵达汉口时，张之洞却不顾政变的紧张局势，为伊藤博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虽然当时局势相当严峻，张之洞依然向伊藤博文请教了政治方面的问题，还表达了期待与日本合作的愿望。
伊藤博文访华一行除了在北京谒见光绪皇帝和中枢大臣外，主要是访问了沿海的几个口岸城市，而武汉是伊藤博文这次访问的唯一内陆城市。这不仅表明了武汉和张之洞在当时国内国际的名气之大，也反映了张氏以日本为榜样进行的近代化改革，早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关注。
伊藤博文是以半官方的身份来华的，其时，他已经不担任公职，但又受日本政府的委派，其一举一动都被日本当局所控制。抛开其日本的国家利益，伊藤博文个人对中国维新变法的态度，或许有那么一些真诚。张之洞不顾变法失败后朝局的严峻，依然盛大欢迎并款待伊藤博文，这无疑给士大夫和清廷一个明显的暗示：日本是我国效法的对象，这一点不会因为朝局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张之洞真的被伊藤博文所感动，有点不顾一切的意味了。
张之洞与伊藤博文的这段交往，让当时的国人不可思议，因为甲午海战时期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经过短短的四年，到戊戌变法时竟然烟消云散，化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
中日可以联合吗
此外，日本贵族政治家近卫笃麿，与张之洞私交甚笃。近卫氏出身贵族，早年留学德国，是当时日本颇具国际视野的重臣。近卫在明治时期历任学习院院长、贵族院议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一个活跃于政界的狂热“大亚细亚主义者”。
近卫认为日本与中、韩两国命运紧密相连，以振兴全亚洲的大业为己任，并于1898年开始组建东亚同文会。1899年，近卫氏出访欧美诸国，回程时顺道来到中国，拜访中土大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之洞对近卫所组建的东亚同文会情有独钟，近卫对中国学习日本也表示欢迎。这样，双方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两年之后(1901年)，身在日本的近卫笃麿托人给武汉的张之洞带来信函，再次表示倾慕。张之洞回信对其组建东亚同文会的意义亦再次大加赞赏。
近卫所提倡的中日同文、共同振兴亚洲，并对抗西方文化的“大东亚观”，恰到好处地挠到了张之洞的痛痒之处。
的确，近卫笃麿是一个所谓的“亚洲主义者”，他提出的保卫东亚、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使张之洞越发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有日本的扶助，在“中体西用”式的近代化道路上，与日本“同文同种”的中国将是第二个日本。
近卫笃麿的思想姑且不论，单说日本政治家所谓的“兴亚”，发展到后来，却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思维，即“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圈”与“兴亚”思想即便不是一脉相承的，也至少是有某种联系和渊源。
可是，这种包含着法西斯萌芽的思想，根本不是张之洞所能觉察到的，反而他一味地坚信，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能够革新成功，那么中国定能效仿日本，获得某种建立在儒家纲常伦理基础上的成功。如果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张之洞，能够得知近卫氏所谓的“兴亚”思想，在若干年之后，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嬗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宣传与“外交说辞”，并给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九泉之下，他不知会作何感想。
在张之洞看来，不管是他所认识的日本，还是他所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中国，专制有理，反专制的造反、革命和全盘西化，就是大逆不道。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华(东方)传统制度并无致命缺陷，加之有日本“前辈”的善意支持，以及共同建立强大亚洲以对抗西方霸权的“中日关系”，定会为中国近代化革新的成功添砖加瓦。
后事之师
张之洞在清末积极地向日本学习，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被西化，而是传统的东方式专制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既然日本可以这样完成近代化，那与之同种同文的中国也能走上这条不改变儒家根本秩序的近代化道路。
但是，日本的国家制度早就已经不是中世纪模式了。张之洞的这种误读，主要是因为他对日本的了解未能深入到本质层面，没有对日本“友人”所提倡的“同种同文，共同振兴亚洲”有清醒的认识。日本人的振兴亚洲，是完全以日本为主体“拯救”亚洲并奴役亚洲的另一种表述。张之洞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张之洞的局限和“误读”，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晚清中国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悲哀，无疑更是中华民族和历史的悲哀。而晚清另一革新派翘楚袁世凯，即便是到了形式上的共和时代，也免不了复辟而黄袍加身，这也是袁世凯的局限和悲哀。张、袁两人的遭遇虽不同，但思考问题的方式差不多。不啻他们两个如此，晚清以来的所有“体制中人”，概莫能外。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之洞主导湖北新政近二十年，一手规划了武汉三镇的近代化革新，武汉的新学校、新军队、新工业、新城市、新观念，都由他的心血凝聚而成，都渗透了他的智慧与汗水。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满清政权和中华帝制，可是，恐怕令他抓破头皮也难以想到的是，直接推翻满清政权的第一役，正好发生在武汉。
如今，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丝毫不亚于晚清，甚至有过之，我们要以张之洞为鉴，以史为鉴，在所谓的“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和审慎，千万不要再误读任何国家的经验和社会制度。(作者梁盼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